佛教初来东土，到汉地传法的多是外国僧人，人们按照中土习惯，并为方便称呼，往往要给他们起个简化的音译汉姓。开始的时候，人们多用这些外来僧人本国或地区名称中的字作姓，如翻译《四十二章经》的竺法兰、竺摄摩腾，翻译《道行般若经》和《般舟三昧经》的竺佛朔，东晋时与道安法师共同研究禅观的竺法济、竺僧辅和竺道护等，都来自天竺，所以“竺”为姓；安世高，本是安息国太子，后出家学道，所以就以“安”为姓；曾在东吴大阐佛法的康僧会来自康居；汉末号称“天下博知，不出三支”的支谶、支亮、支谦三师徒，以及支敏度等，都是来自大月支；又有帛尸梨蜜多法师，“帛”字是西域某国名的略称。这是较为早期的外来僧人取姓方法。
　　
　　到了后来，人们对佛教的认识逐渐深入，开始以“佛、法、僧”三字取为僧人的姓氏。如在南北朝时以传习上座部禅定著称的佛驮跋陀，翻译《华严经》的佛度跋陀罗，翻译《四分律》的佛陀耶舍，还有“现种种神异以弘大法”的佛图澄等，都是以“佛”取为姓氏的；“法”的梵语是“Dharma”，音译为“昙摩”或“昙无”，以此取为姓氏的有三国时期到洛阳专弘律藏的昙摩流支，为汉地律学始祖的昙摩迦罗，南朝宋时来建康译经的昙摩密多，翻译出《中阿含》、《增一阿含》的昙摩难提，晋武帝时期赴西域求法的昙无竭，北凉时期著名的翻译大师，《优婆塞戒经》的译者昙无谶等，都是以“法”取姓的；以“僧”为姓的则有南朝宋时担任戒师的僧伽跋摩，南朝梁时在杨都译经的僧伽婆罗，北朝秦时与道安法师共译《阿毗昙毗婆沙》的僧伽跋澄，以及同时代译出《阿毗昙论》、《阿含经》的僧伽提婆等，都是取“僧伽”为姓氏。
　　
　　《避暑录话》曾云，“佛法始来汉土，僧犹称俗姓，或称竺，或弟子多呼师之姓。如支遁本姓关，学于支谦，故为支。帛道猷本姓冯，学于帛尸梨蜜多，故为帛。”这里指出的是汉地出家人取姓氏的情况，大多跟从师父的姓氏，如支遁拜支谦为师，出家后就姓“支”。
　　
　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，先经过四五百年的民间潜伏期，到南北朝时由佛图澄在北方开创一崭新局面，佛教僧团取得合法地位，汉地出家人数骤增。到了澄公弟子道安法师时，开始注意僧团组织的建设工作。据《高僧传》卷五说，魏晋沙门依师为姓，姓各不同；道安发现原来出家人的姓氏太过混乱，不适宜佛教的统一和发展，就倡言：“佛以释迦为氏，今为佛子者，宜从佛之氏，即姓释。”开始大家都有些茫然，等到《增一阿含经》传译过来，其二十一品有云：“四大河入海，亦无本名字，但名为海，此亦如是。有四姓，云何为四？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种。于如来所剃除须发，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无复本性，但言沙门释迦弟子。……是故诸比丘，诸有四姓剃除须发，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，彼当灭本名字，自称释迦弟子。”天下僧人乃信服而从之。《易居录》卷22云：“沙门自魏晋已来，依师为姓。道安尊释迦，乃以释为氏。后见《阿含经》云四河入海，无复河名，四姓沙门，皆称释种。自是遂为定式。为沙门称释之始。”说的就是这种情况。
　　
　　僧人统一姓氏通称为“释”，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文化意义。在中国，“姓氏”是标志一个家族的符号，天下僧人通称“释”，就表明大家都是同一信仰的一家人，这就大大增强了佛教内部的团结与组织的统一。另外，佛教作为外来文化，要在中国生长、流布、发展，必须经过中国人的文化认同，天下僧人统一姓氏为“释”，可以视为佛教与中国人民生活相契合的开始，是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。
　　
　　从此，佛教对中国的社会生活逐渐有了重大影响，例如仅仅在名字方面，魏晋以来，“号取寺名，诏用佛语，人以僧名，几若无事可以离佛”。古代以“僧”命名的人也不少，较为著名的如王僧达、王僧虔等，初生婴儿，父母恐其多病多灾，往往要取个僧名作为乳名，或寄养佛寺，或穿僧人衣物，或拜僧人为师，以期佛菩萨加被，消灾免难，健康成长，例如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小时候就曾经寄养于尼寺，拜智仙为师，取名“那罗延”（意为金刚不坏），13岁时才回家。直到近代，中国仍有类似的习俗，“小孩不清吉者，多投寺记名，以和尚道人呼之。”可见这种影响的深远。